些改正，若只是就事论事，他自会尽力辅佐皇帝补正缺失，然从这两三年的情况来看，始皇更多的是对朝臣生出了猜忌。
他又何以不恐慌？
他李斯既是大秦新政的总体制定者之一，又是总揽实施的实际推行者，帝国君臣对大秦新政的任何总体性评判，最重要的涉及者之一，而自古以来的鉴戒却是，君主是从来不会实际承担缺失责任的。
担责的只能是丞相！
但言政道缺失，首要被指责的就是丞相。
也即是说，若是陛下真认为大政有缺失，那问题有且只能落到自己头上。
也注定要他李斯来承担。
担责尚且无碍，他最不愿见到的是，始皇意志的摇摆，尤其是这一年来，始皇对扶苏越发亲近，若是大秦真的向宽缓方面靠拢，那大秦新政从某种程度而言，已经退回到了吕不韦当年提出的以王道御法上了。
那不是法制！
当年他第一次跟始皇见面时，便跟始皇提过自己的立场。
他所学为荀子之学。
荀子之学，表儒而里法，既尊仁政，又崇法制，就治国而言，与老派的法家有别，无疑是属于当世新法家，而当时秦国是吕不韦当政，吕不韦所著的《吕氏春秋》同样是一本大作，然《吕氏春秋》跟荀学不同。
荀学之中法治尚为主干，为本体。
《吕氏春秋》王道为主干，为主体，法治只是王道治器之一而已。
只不过当年他的这个答复，并不为始皇接受，始皇答道：“荀学法治之说，仍渗有三分王道，一分儒政，有以王道仁政御法之意味，而大秦推崇的是李悝、商君等正统法家，唯法是从，法制至上。”
当时他听到始皇的话，心中同样也是一惊。
不过在听到始皇后续的话，他也是瞬间明白了始皇之意。
始皇说道：“他听闻过一个说法，荀学不是真法家，甚至连李悝、商君也不是真法家，唯有韩非之学说，才是千古以来真正法家。”
闻言。
李斯当即就醒悟过来。
始皇要的是绝对的法制至上，而非是将法作为治器。
也是从这时起，他选择了跟吕不韦决裂，彻底倒向了‘唯法是从’的正法。
君臣契合，李斯由此扶摇直上。
仕秦二三十年，他早已成为法家领袖，也早已没了退路，一旦始皇观念改变，为了天下一时安稳，做出政道转向，而他李斯则将陷入无尽深渊，到时对秦政不满者，都会对他鸣鼓而攻之，其时，他所有功业都会化为飞灰。
当年商君功高如泰山，尚且难逃车裂之刑，他李斯的威望权力当真能打得过当年的商君？
若将‘苛政’之罪加于他一人之身，他恐会因此背负骂名万世。
他又岂能不战战兢兢？
而且他也实在不愿见到自己一手谋划实施的帝国新政，最终走向人亡政息，甚至在有时，他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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