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现在这般发达，到市区三十多公里的路，要颠颠簸簸两个多小时才能走完。那个时候也还没有提倡“五讲四美树新风”，这么长的路程，给别人让座的并不是很多。可是，何勇让了，让给了一位中途上车，年纪也并不是太大的老人，而那位老人一句客气话都没说，赶紧将位置让给了自己的儿子和儿媳。

　　一般人遇到了这样的事，也就只能是暗自窝火，不再多言。何勇不，他直接走过去，要那两个年轻人起来，把位置还给他。两人不还，不但不还，还犯了一个中国人通常都有的坏毛病，说话带脏。何勇要他再说一句，他说了，于是何勇就打了他。我在旁边，不能不参加。

　　那一架，我们并没有打赢。因为九镇通往市区的公路两旁都是农村，中途上车者一般都是务农的人，能拿着锄头修理地球的人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——有劲，而我和何勇又还太年轻。何勇被打得一鼻子血，我问他：“你何必啊？就为了一个座位，我拉你都拉不住。”

　　他说：“什么何必？我问你，什么何必？让位子，我是好心，我是让给那个老婆娘坐，不坐就给我。这个杂种比我们还壮实些，我的位置为什么要给他坐啊？他是大妈妈（方言，正房太太的意思）生的？他还骂我的娘，我不打？”

　　我没有再回答。我知道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，他说得也并不是没有道理。

　　第二件事发生在九十年代中期，这个时候的何勇早就不用再坐公车，不用再给人让位，更没人敢去骂他娘，还打他。记得那几年，每天他都要往家里买几十斤的酒和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请客。朋友、朋友的朋友、他想结交的人、想结交他的人，甚至专门闻风而来吃白食的人，只要来了就吃。什么叫流水席？他家里每天的晚餐就是流水席，人换了，菜再来。

　　某一次，兄弟相聚，酒到正酣，我说：“兄弟，你何必啊？赚几个钱不容易，你这么搞有意思吗？这条路上，树大招风。”

　　他看了我半天，点燃一根烟之后，将眼光移开，望着地面，非常低沉地给我说：“老三，而今这几年，是不是觉得自己想搞个什么生意啊，帮人摆平件什么事啊，各方各面的关系都好搞些哒？都给面子哒？”

　　我没有回答，我知道他还有话要说。果然，吐出了一口烟之后，他又转头看着我，眼光凌厉而复杂，说：“你以为他们是喜欢我们啊，是佩服我们，是尊重我们啊？不是的，告诉你，他们是怕我们，就像是走在路上，怕一个手上提着刀的癫子一样地怕我们。晓得不？不摆酒？呵呵，你以为我真是钱多了？”

　　说到这里，他的声音更加低沉，几不可闻。他说：“只有摆酒的时候，每天看着他们在我屋里喝酒，我才感受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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